本报记者 孙春芳 北京报道

公务员离职、医生独立执业或组建联盟，人力资源的流动从没有像今天这样波涛汹涌，相对传统和保守的群体——教师在这一轮大潮中也春心萌动。而蓬勃发展的互联网教育平台，正成为这些教师实现自己梦想的“助推器”。

信息技术的发展，正在改变知识生产与传播的方式，也在重新定义学校与教师、教师与学生的关系。同时，随着招生考试制度改革和课程改革深化，以及社会对于优质教育资源的渴求，优秀教师会显得越来越“稀缺”。这也使得教师在未来可能拥有更大的话语权。

自主创业：理想丰满现实骨感

想出来的很多，但真正出来的很少。

这是目前教师行业自由执业的一个现状。大多数教师的心态跟小孩子玩鞭炮一样，既爱又怕，爱的是出来之后收入剧增、枷锁解除的美好前景，怕的是一旦真正进入市场化的严酷环境之后，后路尽无，赔了夫人又折兵。

项恩炜也是在纠结了很久之后才决定脱离体制，出来单干的。虽然他出离的意志非常决绝。但在真正离开体制后，对于体制，多了一份体谅；对于市场，亦多了一份理解。

2014年10月，项恩炜正式从学校辞职，进入了教育创业的大军之中。说到为何脱离体制成为自由人，他摆出了两条基本的理由，一是在体制内自身的专业价值得不到充分体现，而这可以从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去解读：物质层面，艰辛付出得来的是比其他行业要低得多的收入；精神层面，优秀教学经验无法得到更广泛的推广，无法让更多的学生受益。

项恩炜在一篇《一个独立老师的自述》的文章中称，辞职前他带高三和高一各一个班级的教学。按照学校规定，高三一个班级教学完成就已经满正常工作量了，一个月能拿到手的工资奖金是5000元。辞职当时，因为我多带一个班，所以每个月到手工资奖金是7000元。记得当时问过校内外几个要好的朋友，其实大家也都差不多。甚至有的老师已经是上海市名师工作室的成员了，小有名气，因为课时不足，每个月拿到手的，甚至只有4000元。而他在外面做一场讲座，出场费就是2000元，给商业机构出一套试卷，如果不带示范录像课是5000元一套；如果带上示范录像课，就是10000元一套。然而在学校，出一套卷子，原本是200元，后来为了体现出卷老师的智慧价值，涨了50元，变成250元。

在上海地区，人均消费水平高，加上有的老师是上有老下有小，有的老师还背负着房贷、车贷、子女教育等几座大山，如此收入水平使得他们成为清贫一族。

那么通过何种手段来实现额外的增收呢。项恩炜说自己私下问过若干老师，甚至领导，答案是：做家教。然而做家教也只能偷偷摸摸，因为教育主管部门三令五申不允许学校内有编制的教师进行有偿补课。

项恩炜认真地说，教师群体最需要得到两类人的帮助，一是律师，从专业的眼光来帮教师群体维权；二是精算师，来测算一个班主任或老师的工作到底值多少钱。

项恩炜说之所以选择离开体制，成为独立教师，另一个理由是感受到了未来世界的召唤，他相信自己对于学法的多年研究，与正在开发的相关产品，符合教育发展规律，也可能会成为未来社会的热门需求。项恩炜是在2014年10月正式下海的，但在入海之前，他一直在学法研究的专业上，坐冷板凳，练内家功。

他的学法研究，从2004年把一位“阅读困难”的孩子通过一年时间培养成“全国新概念大赛二等奖”时就开始起步了。2011年迎来“高潮”。那一年，他受命担任他所在学校“创新班”的班主任兼语文老师。这一年，被他称为身心一致的一年，也是他明心见性、实现涅槃的一年。正是在这一年里，他开始玩命似地开展学法研究。他抓住一切机会坐在教室里，批改，阅读，观察，记录，对话，跟踪记录班里25个孩子的阅读变化过程和思维状态。学法研究几乎占去了项恩炜所有的心血，然而他的身上还担负着班主任的职责和日常学科教学的工作。于是，他倒下了。而且他也意识到，以他的体力精力，无法身兼两项工作。而他坚信：他的学法研究与学法课程，是有价值的。

由于在学校内部申请工作室未果，项恩炜在网络上开设了“成为学习者”工作室，开辟了“成为学习者”练习群，练习了半年，有了近200期的内容积累后，先开辟了微信公众号“成为学习者”；然后在万达广场租用了一个办公室，成立了“成为学习者”工作室实体，随后组建了公司。在《中国教师报》的牵线下，公司联系到了目前合作的学校“江苏省连云港市灌南县新知双语学校”，并在这所学校推动“基于学”的课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