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孩子送进国际高中前,北京家长刘静的内心“挣扎了两个月”。

按照最初设想,孩子读完国际高中后就出国留学。然而,突如其来的疫情成为“最大的不确定因素”。对于是否选择国际高中,刘静一直犹豫不决。中考前,孩子说,想读普通高中,考国内高校,不想出国了。

疫情让留学计划遭遇变数。

面对部分出国留学计划遇阻的学生,9月16日,教育部决定临时允许部分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扩招,清华、北大、上海交大等知名高校90个项目均在其列。

看到这个消息,刘静“松了口气”。

尽管,来自国家的政策兜底,让刘静压力减轻。但她始终需要面对这些,“怎么也绕不过”的问题:课程与国内普通高中不兼容,绝大部分人无法注册国内高中学籍,很难转回普高,无法参加高考。

是搁置留学计划中断学业,还是硬着头皮继续往下走?每个决定背后,不仅仅是对两种教育模式的考量,还涉及国际高中生面临的诸多实际问题。

踏上这条路,需要投入更大的勇气应对“不确定性”

“不再有固定的班级概念,实行‘走班制’。”“没有纸质课本。”坐在记者面前,郭天利这样描述他在国际学校的学习生活。

这是北京一所开办较早的公立学校的国际部,具有相当知名度。

在国际部就读,让原本痴迷于数学竞赛的郭天利发现,文学课竟然比数学还有趣,“唯一的遗憾是,英语戏剧课的外教还没能返回中国。”这只是疫情带来诸多不便之一,而更大的影响,将事关郭天利留学计划能否顺利进行。今年,很多国际高中或公立学校国际部毕业生,在拿到国外大学录取通知书后,无法前往当地就读,被迫在家上网课。

“选择国际高中的人最需要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要出国留学?”浙江宁波某国际学校管理者马智认为,“有的学生是为了增长见识,有的学生只是为了回避高考,寻找解决替代方案。疫情对后者的影响可能更大。在综合考量成本、安全和灵活性等各种因素后,一些原本对国际高中抱有兴趣的家长,最后还是选择了普高。”

但是,刘静属于前者。她告诉记者,离孩子国际高中毕业还有两年。她笃信,到时候顺利出国留学“应该不成问题”。

记者采访发现,虽然对于国际高中的态度不一,但是无可争议的是,一旦决定踏上这条路,需要比以往投入更大的勇气,以应对“不确定性”。

上半年,托福、SAT考试接连被取消。尽管孩子刚读高一,但为了刷分,刘静还是着手为他报考了托福,可一进报考系统,就发现北京、上海等地考点爆满,她不得不“舍近求远”,报考12月徐州考点,“还有朋友的孩子为了参加考试,报了蒙古国考点”。

国际高中招生遇冷,部分学校招生断档

一家国际教育研发与服务机构发布的《高中国际项目发展状况(2019)》显示,截至2019年年底,国内已有公办学校国际部(国际班)、国际化特色民办中学等校近1000所,在校生总规模约50万人。

国际高中,一直被中国家长视为另一条“跑道”,需要家庭持续的经济投入。北京、上海等地国际高中每年收费10万至20万元不等,二、三线城市基本不超过10万元。

该报告称,北京、上海两地都有百余所学校实施高中国际项目,新生人数约占当地高中招生人数的8%到10%。

疫情突至,国际高中境况如何?记者调查发现,今年各地多所公办校国际班、民办学校中外课程项目招生遇冷。部分学校没有招满,一批次录取剩余空额与去年相比几乎翻番。

8月初,南京教育招生考试院发布了普通高中补招信息,多所国际班、民办高中招生缺额达到181人,部分项目出现断档。此外,与2019年相比,部分学校的录取分数线和位次下降明显。南外剑桥国际班录取分数下降8分,录取排名下降了3052名。

几乎同时,郑州外国语学校、郑州一中、成都七中万达学校等多所高中国际班启动补录。

其实,国际高中招生遇冷不仅仅来自疫情的影响,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在疫情发生之前,出国留学已经增长乏力。

根据美国国际教育协会发布的《2019美国门户开放报告》,2018至2019学年,中国赴美留学人数仍然是第一位,超过37万人。但仅比上年增长了6000人,是近10年最少的一年,仅有最高峰时的1/7,连续下降了6年。

赴美留学一直被视为留学市场的风向标,也是国际高中生的首选。

曾丽在一所国际学校山东校区担任高中教学主管。这家国际学校在国内多地开办分校。“受疫情影响,学生们的出国意愿确实有所降低。”她说。

尽管如此,这些国际高中生依然没有“刹车”停止学业,而开始选择“转向”。曾丽向记者展示了一份对校内学生的摸底调查:作为留学目的地,美国的吸引力下降了6.48%。许多学生和家长把留学目的地从美国改为英国等欧洲国家。据调查,在宁波的一些国际学校中,很多家长做出了同样的选择。

课程不兼容,转回普高难度大